商務印書館《散原精舍詩》的編找九宮格交流選、發行和版本–文史–中國作家網
說到近代同光體詩人魁首陳三立之詩集，當以商務印書館（下文簡稱“商務”）發行的《散原精舍詩》系列最為主要。商務版《散原精舍詩》有四種：《散原精舍詩》初集（下文簡稱《初集》）二冊二卷，宣統二年頭版，平易近國三年重版；《散原精舍詩續集》（下文簡稱《續集》）三卷，平易近國十一年頭版，與《初集》二卷合刊為四冊，題“散原精舍詩”，后于平易近國十五年重版；《散原精舍詩別集》（下文簡稱《別集》）一冊不分卷，平易近國二十年頭版；這六卷詩，《初集》由“商務印書館代印”[1]，其他均由商務鉛印刊行；該館復于平易近國二十五年11月將《初集》《續集》《別集》合刊五冊，題“散原精舍詩”，標作“國難后初版”[2]。作為近代中國詩壇的主要魁首，《散原精舍詩》系列的發行，于陳三立詩壇位置之確立和影響之產生至關主要，但至今未見有人論及該集編選、發行之經過歷程。至于其版本，除劉經富《陳三立詩集、文集的版本及其佚詩、佚文》一文說起平易近國十一年版《散原精舍詩》刪失落了宣統二年《初集》本中詩作四十首之外[3]，未見別人深刻探討，尤其是各本孰優孰劣，更是無人說起。而坊間呈現的各類影印叢書，如《續修四庫全書》《清代詩文集匯編》《平易近國詩集叢刊》《平易近國詩集選刊》《清末平易近初文獻叢刊》等，收錄《散原精舍詩》所用藍本，固然囊括了我們後面說起的各類版本[4]，但顯然事前未作版本好壞之考核。陳三立詩集收拾本以上海古籍出書社《中國近代文學叢書》中的《散原精舍詩文集》為代表，其據為藍本者，《初集》為宣統二年本，《續集》為平易近國十一年本，《別集》為平易近國二十五年“國難后初版”本，是以第一版為藍本選擇準繩。這雖為古籍收拾者廣泛采用，但于《散原精舍詩》等近代文獻的影印、收拾而言倒是一年夜圈套。本文擬應用最新表露和發明的史料，對商務《散原精舍詩》系列的編選、發行等予以考述，并經由過程文字比勘確認諸本之好壞，希冀以此為標本探討近代文獻天生的復雜顛末及樣貌，提示同志走出第一版科學、客不雅評價諸版之價值。
陳三立八十像，《青鶴》第1卷第3期，1932年12月
一、《初集》的編選與發行
宣統二年版《初集》，收錄陳三立光緒二十七年（1901）至三十四年八年間詩作。關于此集之編纂，陳三立曾于詩集行將印成的宣統元年玄月二十一日寫給老友廖樹蘅的信里說：
下走自僑居白下，約得詩千余篇，功德如鄭蘇堪者，挺任選政，而吾鄉李、夏之徒，復抽資付付梓。念此舉方便，有可慰師友間如公輩之欲閱吾近稿者，亦遂聽客之所為。大略歲杪可完工，再寄公斷論也。[5]
細味此言，編刊之念，大要是受其村夫“李、夏之徒”的鼓動。“夏”即夏敬不雅，時任復旦公學監視，常往來于寧、滬之間，是為《初集》發行奔忙最力之人（下文臚陳）。“李”，揆之陳三立光、宣之際的師友來往，此人大要是李瑞清，光緒三十二年至宣統三年，李瑞清任兩江師范書院監視，其間曾三次代理江寧提學使。夏敬不雅乃江西新建人，李瑞清為江西臨川人，均是陳三立鄉晚，光緒三十二年至宣統元年間，三人過往頗密[6]。當時陳三立正為江東北潯鐵路奔走，忙得焦頭爛額，似無編刊詩集之心情與余暇，若無“李、夏之徒”鼓動推進，想來此事不會在“己酉春”提上日程[7]。
宣統二年版《散原精舍詩》首頁版式design圖，陳三立《與夏敬不雅書》附，《夏敬不雅師友書札》第3冊，復旦年夜學出書社2021年版，第58頁
“選政”付之鄭孝胥，應是出于陳三立對鄭孝胥詩歌成績和詩學目光的認同。陳、鄭二人同是光緒九年、十二年會試的赴考舉人，今朝文獻可見二人較早的一次會見即在光緒十二年會試之前一年十仲春七日文廷式招邀的北京義勝居飲席之上，張謇、毛慶蕃、喬樹楠、陳熾等亦在座，洵一時之勝會也[8]。但二人世的詩歌互質卻到近十年之后的光緒二十年十仲春，當時陳三立居武昌，鄭孝胥在金陵，往來寧、漢之間特殊推重陳三立詩歌的梁鼎芬先是于八日將陳三立、易順鼎等人合刊的《廬山詩錄》送與鄭孝胥閱看，回漢時又將鄭孝胥詩攜示陳三立，陳三立“嘆為盡手”，鄭孝胥專門在十仲春二十九日日誌里記下了梁鼎芬來書所述陳氏考語，并補云：“陳，謂陳伯嚴也。”[9]似頗重視。雖難考此時鄭孝胥對陳三立詩作之不雅感，但以鄭氏之性格，批准將詩作送與陳三立評閱，已可見其于陳三立詩學成就之承認。此時陳、鄭詩歌寫作均已轉向宋調，宜其能相互欣賞。一番家國之變后，光緒二十七年，陳三立擬發行所撰其父寶箴行狀，請鄭孝胥書簽，鄭為書“皇清前湖南巡撫義寧陳公行狀”[10]，可見陳三立對鄭孝胥之重視。光緒二十八年，鄭孝胥《海躲樓詩》在武昌刻成，陳三立在十月寫成的《夜讀鄭蘇龕同年新刊海躲樓詩卷感題》一詩中有“新吟掩抑能盟我”之句[11]，并在與沈瑜慶書函中贊鄭為“后山回生”[12]。“能盟我”表白了陳三立對鄭孝胥詩藝的認同。光緒三十年三月二十四日，身在龍州邊防的鄭孝胥寄照片給“子朋、伯嚴”二人[13]。“子朋”即顧云，為鄭氏“每見不克不及往，歡笑輒竟夕”的老友[14]，而陳三立與之同獲寄照之殊榮，亦可見陳氏在鄭孝胥心中之位置。之后幾年中，陳三立曾有幾回將古詩或近稿請鄭孝胥閱看。光緒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于兩江總督端方召集欣賞《西嶽碑》之座上，當著陳寶琛、楊鐘羲、夏敬不雅、李瑞清等人的面，鄭孝胥評陳三立詩為“國朝第一”，這讓陳三立年夜為惶惑，“疑其謙讓異于常日者”[15]。有了這十五年漸趨篤定的彼此知賞，當宣統元年預備選刊詩集時，陳三立請小本身七歲的鄭孝胥停止刪選，就涓滴不讓人感到驚訝，而“挺任”一語，似也反應了鄭孝胥在接辦此事時的積極。
“選政”任務正式開端于宣統元年四月六日，是日鄭孝胥接到夏敬不雅送來的“陳伯嚴詩稿六本”[16]。從三月陳三立致夏敬不雅書中“拙稿計已交海躲，約何時選畢”的訊問來看[17]，陳三立當是在是年三月將詩稿六本托夏敬不雅轉交鄭孝胥停止刪選的。這六本詩稿起自光緒二十六年四月移居金陵，即前引與廖樹蘅書中所謂“下走自僑居白下，約得詩千余篇”也，止于光緒三十四年夏秋之際。陳三立另有第七本詩稿[18]，系雜錄光緒三十四年秋至宣統元年夏所作詩而成者[19]，此“最后本”在宣統元年蒲月中旬末由仆人帶給上海夏敬不雅，請其轉交鄭孝胥[20]，但或許是夏敬不雅轉交濡滯，鄭孝胥七月一日始得“閱伯嚴詩十五、十六二卷”[21]，此二卷應即第七本。
鄭孝胥作于宣統元年四月三旬日的《散原精舍詩序》云：“大略伯嚴之作，至辛丑以后，尤有不成一世之概。”[22]這話不難讓人認為：《散原精舍詩》起自辛丑（1901），出于鄭孝胥通讀陳三立詩歌之后的定奪。實在否則。最後主意收詩起于辛丑的，大要是梁鼎芬。《金陵別史》“《散原精舍詩集》”條云，陳三立中年時代（四十八歲之前）的作品“工力勁追漢魏，意境典雅古雅”，編選詩集時，“梁鼎芬（節庵）認為和后來所作，風格不盡雷同，乃提出不用編進集中，以保留同光體詩之面孔”[23]。梁鼎芬是陳三立漢、寧時代最主要的詩友之一，他對陳三立之詩學成就甚為敬佩，光緒三十四年玄月游金陵時，即居住陳三立家中[24]，二人當有深談，或即在此時，梁鼎芬表達了他對陳三立詩歌面孔的見解，從而推進了陳三立編集斷自辛丑。當然，今朝史料也無從否認在陳三立做此定奪經過歷程中，鄭孝胥起了必定感化，究竟光緒三十四年至宣統元年三月的一年多時光里，二人過從頗頻，且曾談詩論藝。無論若何，鄭孝胥無疑是認同斷自辛丑的。陳三立自己也沒有什么猶疑，他在宣統元年蒲月十三日、十七日與夏敬不雅兩書會商詩集取名時，非論是提到“江介八年詩”仍是提到“江介九年詩”，都是“起光緒辛丑”[25]。可見收詩起自辛丑，陳三立曾經自發。但收詩止于光緒三十四年，鄭孝胥的看法大要起到了很高文用。前引陳三立宣統元年蒲月十三日致書夏敬不雅時，對詩集收束于何時仍未斷定：“愚見自辛巳（丑——引者校）起至戊申止，均為光緒時期，似可名為‘江介八年詩’。若參加今歲之作，或稱‘江介九年詩’，何如？”[26]并預計寄上近作詩稿第七本——內錄光緒三十四年秋至宣統元年夏之作，請夏敬不雅與鄭孝胥約定。當然，在蒲月十七日交接帶交詩稿第七本的信里，陳三立曾經有了較為了了的設法：“選至往年為止似較妥也。”[27]但顯然還不敷果斷。想來鄭孝胥感到以半年收束不敷完全，同時認同陳三立“光緒時期”的說法，便也主意舍棄宣統元年春夏之作，于是《初集》遂以《光緒三十四年大年節》一首為殿矣。
陳三立《與夏敬不雅書》，黃顯功、嚴峰主編：《夏敬不雅友朋書札》第3冊，復旦年夜學出書社2021年版，第53頁
鄭孝胥用時二十余日完成“選政”，效力頗高，但“僅刪十余首”，陳三立以為“非精選可知”[28]（圖1）。從今朝輯佚的情形來看，所刪“十余首”，大要便是光緒二十七年“門存倡和”系列之作。“門存倡和”運動起于陳三立老友陳銳“辛丑需次白門”感題所躲舊札之作，二陳“彼此旋疊韻至數十首，國內和者殆千數百首不止”，后陳三立“拈詩中起結韻，題為‘門存集’”，陳銳輯而刊之[29]。從《門存倡和詩鈔》所錄來看，陳三立前后共作“門存詩”32首，應當年夜部門錄存于詩稿之中，但《初集》僅存此中11首，其他21首所有的刊落[30]，這大要是鄭孝胥的“手筆”；而陳三立云“僅刪十余首”，應是錄存于詩稿時，他曾經刪失落了一些委曲之作，究竟聯翩疊韻，不免缺少真情實感之作。
對于詩集的命名，最後陳三立有兩種設法：一種名為“散原精舍詩”，副以“江介八年集”；一種徑稱“江介八年詩”[31]。陳三立在寫給夏敬不雅的信里，一向在用“江介八年詩”或“江介九年詩”，似乎對此名情有獨鐘，大要是由於它特殊能反應他八九年來的出處、心情吧。不外他也請夏敬不雅向鄭孝胥商裁奪名，估量最后只稱“散原精舍詩”，一如“海躲樓詩”，是鄭孝胥的看法。
詩集發行所需資金，由“李、夏之徒”互助，陳三立曾訊問夏敬不雅“工本若干”，亦想累贅部門，“不欲偏累”李、夏等人[32]。李瑞清時任兩江師范書院監視，夏敬不雅為復旦公學監視，二人薪金可不雅，生涯較為餘裕。而陳三立則拮据一些，他固然在李有棻光緒三十三年八月遇難溺亡之后委曲承諾臨時擔負南潯鐵路總理一職三個月，月薪可達四百元（一說三百），但次年仲春應允留任總理之后，即講明不領薪水，到了四月即因“恨無獻替”，捐薪襄助楊文會開辦祇洹精舍了[33]。而陳家後輩如衡恪、隆恪、寅恪等的教導開支，數額不小，以致家無余資，一向到宣統三年夏，才依附湘省紳商在首屆南洋勸業會終結之際所捐兩萬元，建成散原別墅，在離開南京十年之后，終于有了本身的房產寓園，此前一向是賃廡而居。所以家用并不餘裕的陳三立固然想本身承當一些，但想來夏敬不雅不會告知他“工本若干”。
對于這本詩集，陳三立最煩惱的是它的校訂，他在蒲月十七日信中特殊吩咐夏敬不雅，詩集付梓“最須防訛謬”，“校訂之人極當留心”，由於他看到“海躲樓本猶難免有錯字”[34]。此“海躲樓本”當指光緒三十二年重印的《海躲樓詩》，是鄭孝胥《海躲樓詩》1949年前諸刊本中獨一的付梓本。
由以上梳理可知，在《初集》發行的經過歷程中，鄭孝胥承當刪選、命名、定格式等事，并撰序和題寫書名，而夏敬不雅重要擔任“跑腿”——在陳、鄭之間傳遞詩稿，傳達看法，并籌集資費、聯絡印刷、設定校訂等，是《初集》發行的元勳。
宣統二年頭，《初集》正式鉛印出書。明天我們可以見到兩個分歧的簿本：一個有牌記，署“宣統二年事次庚戌孟春之月上海商務印書館代印”，一個無牌記；前者紙黃而脆薄，后者紙白而綿韌。除此之外，版式、行款、題署、內在的事務等均同。前者加入我的最愛單元多著錄為宣統二年本，后者則著錄為宣統元年本。前者之著錄自是確當，后者則似有可商議之處。將無牌記本著錄為宣統元年，應是據鄭孝胥題端所署“宣統己酉”（即宣統元年），但此是鄭氏題寫時光，不克不及遽斷為發行時光。平易近國三年，《初集》曾重版[35]，但未見國際外藏書樓著錄，我猜忌重版本即此無牌記本，只是將宣統二年本調換了紙張，撤銷了牌記罷了。若此無牌記本為宣統元年刊，也要在夏季甚至歲末端[36]，卻在牌記和用紙上與緊挨著的宣統二年本差別這般之年夜，于道理上說不外往。
《初集》平易近國三年重版市場行銷稱“前印千部”[37]，不知能否失實。由於商務只是“代印”，刊行發賣之事天然由陳三立自己承當。陳先是得書數百部，余下之書寄售在上海四馬路廣智書局和看平街有正書局，單價年夜洋八角。二家信局結合于宣統二年七月二十八日開端在狄葆賢掌管的《時報》上為《初集》發布市場行銷：“是編為義寧陳伯嚴師長教師著，專學宋人，镕鑄萬有，景象雄壯，意境冷靜，有黃河奔騰，千里一曲之概。”[38]闡明其學宋取徑，表揚詩歌景象之闊年夜。廣智書局同時還在《申報》上登載了書目市場行銷，將之與朱祖謀《彊村詞》、李清照《漱玉詞》、溫庭筠等《花間集》等合稱“精刻精校”[39]。寄售于廣智書局和有正書局的第一版《初集》，其售出之數已不成知，卻是陳三立手中的“數百部”，至宣統二年十一月“已為人討取將盡，尚多無以應”，他請夏敬不雅“速告子言”——即陳詩，時在《時報》館任職，又曾于夏敬不雅署江蘇提學使時進幕——“將滬店所存截留百部或五六十部勿售”，轉寄給他，以備取索[40]。
《初集》的贈閱和發賣，使得浩繁平輩及年青一代詩人集中瀏覽、清楚了八年中陳三立的詩歌作品，涌現出不少題贈之作和評斷性談吐，這對陳三立詩歌藝術成績的認同和詩壇位置簡直立起到了極年夜的推進感化[41]。
二、《續集》《別集》及縮印合集的編選與發行
《續集》由商務第一版于平易近國十一年10月，居間推進者換成了“商務五老”之一李宣龔。庚申（1920）六月，陳三立接到商務“王司理”帶來的李宣龔手札一函，大要是談陳三立詩集出書之相干題目。當時李宣龔剛出任商務司理，當然是代表館方。陳三立遂將詩稿六本交由“王司理”轉寄李宣龔，并在同時寫給李宣龔的信中談及關于詩集出書的三個設法：第一，仍擬請鄭孝胥擔任刪選；第二，想親身檢閱校對清樣以防訛誤；第三，提出將《初集》一并與《續集》重印[42]。
陳三立《散原精舍詩》，梁啟超躲商務印書館平易近國十一年刊本
鄭孝胥再次批准操“選政”，他最遲于庚申八月二日曾經開端閱看陳三立詩稿[43]，次年仲春底，還在“為陳伯嚴刪其詩稿”[44]，詳細何時停止，不得而知，但顯然此次閱選時光較《初集》長良多。在這時代，陳三立每次赴滬上，城市造訪鄭孝胥，選詩應當是他們的主要話題。陳三立自發這十余年間保存的詩稿，“多應付無聊之作，不及刪汰”，當是指進平易近國后酬和之作太多，所以盼望鄭孝胥“能為往取”[45]。鄭孝胥確切刪往了一些，與存世的《散原白叟手書詩稿》（圖2）——錄存己未（1919）至丙寅（1926）春七年詩作——相較，平易近國十一年刊本《續集》刪往7題：《庸庵尚書于滬上主逸社第二集，適值三月十九日，爰命題為萬壽山懷古，余忝與會，回而補作》《為海客索贈鼓娘劉翠仙》《雪娘曲》《蒿叟居滬，報得曾孫，賦記一詩，適庸庵同年至，出示和作，亦次韻寄賀》《庸庵同年來游白下，用前韻賦贈》《寄題曹公亭》《胡宗武、琴初之母汪太夫人六十壽詩》。俞綱領為《散原白叟手書詩稿》影印本所作題辭云，此若干篇“汰不進刊本，蓋一時酬答遣興之什，往取間有所經界也”[46]。實在極能夠是鄭孝胥所刪，緣由應當略同。但逸社第二集萬壽山懷古之作[47]，中有感謝，與他篇分歧，不知何故同遭刪汰。
《續集》詩序仍由鄭孝胥執筆，但詩集行將付梓終了時，仍未撰成，陳三立親身作書“催作詩序”[48]，三日前，即壬戌（1922）七月二十八日，李宣龔亦催之。八月三日——此距刊本所署平易近國十一年10月僅一月之遠，鄭氏始以一日之力成之，此序于陳詩藝術方面幾無論及，而獨獨誇大了“有重名于全國”的陳三立，其詩“以全國之長短自任”的《年齡》之旨[49]，大要以平易近國為敵國之鄭孝胥，有借別人羽觴、澆本身塊壘的意味。
陳三立題《青鶴》刊名，《青鶴》第1卷第5期，1933年1月
不外陳三立想親校清樣的意愿似乎未能完成，平易近國十一年本訛誤之多（下文臚陳），令他后來在平易近國二十四年預備重印詩集時，仍耿耿于懷。但《初集》與《續集》合并印行的愿看得以完成，《初集》二卷與《續集》三卷合刊為四冊。但《初集》并非原封不動地予以付梓，而是顛末了陳三立從頭審訂，刪往了宣統二年刊本中的40題詩作，此中光緒二十七年所作14題：《檢舊篋得熊鶴村光祿遺墨感題》《窗上見數蠅賦》《移居》《視女嬰進塾戲為二盡句》《園居即事次韻答義門》《王義門、陶賓南兩塾師各有贈答之什，次韻贅其后》《得熊季廉海上寄書言俄約警報，用前韻》《山行至冷水坑不雅姻家卜葬處口占》《和孟樂城北道中感垂楊之作》《月夜同次申、恪士泛小船尋秦淮盛漲》《竹林寺》《同李刑部、錢拔貢雨花臺游眺》（三首之二）、《十八夜月上，與次申移棹復成橋，口占二首》《船夜標語》；光緒二十八年所作4題：《秋旱得雨偶成》《后園晚步》《題松江提督記室云韶詩冊》《除夜》；光緒二十九年所作3題：《九江夜泊》《掃葉樓會餞薌垣藩使二兄解官往江南》《題寄南昌二密斯》；光緒三十年所作5題：《正月終陰雨愁坐，柬季詞、伯弢》《短歌寄楊叔玫，時楊為江西巡撫令進紅十字會不雅日俄戰局》《不雅japan(日本)優場雜舞》《題李梅癡太史所畫扇》《中秋夕作》；光緒三十一年所作2題：《聞云秋自永州解兵還居長沙有寄》《中秋夕百花洲水亭玩月》；光緒三十二年所作3題：《晴坐貽劍丞》《頤園不雅電光丹青》《雨中尋青溪》；光緒三十四年所作9題：《端午淮舫集》《小魯至有贈》《袁綬瑜度支奉使過金陵因贈》《張園坐雨》《北極閣訪悟陽道長》《梅庵酒集雞叫寺》《節廠、濤園先后來江南，余病中相見，頃節廠之滬濤園還南昌，賦此寄憶》《西山道中》《江夜見新月》。所刪有口占偶成率易之作，亦有無聊戲筆，還有純然流連光景而乏尋思感情的無謂之作，但也有一些作品如《檢舊篋得熊鶴村光祿遺墨感題》《移居》《得熊季廉海上寄書言俄約警報，用前韻》《除夜》《掃葉樓會餞薌垣藩使二兄解官往江南》《節廠、濤園先后來江南，余病中相見，頃節廠之滬濤園還南昌，賦此寄憶》等，并非無意無依靠之作，也看不出人事避諱，不知陳三立為何刪往。
詩集印成之后，訂價二元四角，商務在平易近國十一年10月25日《申報》和10月27日《消息報》上登出廣告：“義寧陳伯嚴師長教師以古文家成詩家，鄭海躲師長教師初序謂其詩‘越世高談’，有‘自開戶牖’之嘆，當于前人中求之。本身酉迄辛酉所作編為《續集》，鄭海躲后序又謂其詩中之直筆‘類于年齡’。不雅此兩序，可以知師長教師之詩矣。茲由本館將師長教師《初》《續》兩聚集并印行，國內賢者知必以先睹為快也。”[50]當時鄭、陳已是文壇公認的兩年夜詩家，市場行銷有引鄭序增重之意。
陳三立《〈蒼虬夜課〉考語》，陳曾壽《蒼虬夜課》卷首，平易近國石印本
陳三立收到古詩集大要在平易近國壬戌玄月二十一日七十誕辰之前[51]。陳三立七十誕辰是那時詩壇年夜事，《申報》簡訊云：“寓公陳伯嚴前日七十誕辰，京滬遺老詩人，均攜手來寧慶祝。”[52]陳寶琛、沈曾植、鄭孝胥、陳衍、陳夔龍、吳慶坻、馮煦、康無為、楊鐘羲、江瀚、吳績凝同等輩，夏敬不雅、李宣龔、陳詩、袁思亮、孫雄、周達、黃浚、葉玉麟、吳用威、諸宗元、羅惇曧、左念恒等晚輩，均作詩文以祝。想來商務亦有以詩集獻壽之想，但不成想此本卻成為諸本中最壞者，或以趕在誕辰之前印出，工期迫促之故。
盡管這一版題目很年夜，但依然于四年后重版，這似乎可以表白陳三立詩集的盛行水平，不外，此次重版實即重印，詩集中存在的諸多文字訛誤并沒有獲得勘誤。
十年之后的平易近國二十年5月，《別集》出書，當時陳三立曾經移居廬山，又小住九江。《別集》收詩起自平易近國壬戌，終于庚午（1930）十月，跨度凡八九年，但僅成薄薄一小冊，多少數字上已遠遜《初集》《續集》。陳三立平易近國十一年、十七年因戒詩，所作算計三十題擺佈；因連喪妻、子，平易近國十二年、十三年，也簡直不作詩。這無疑是《別集》收詩多少數字銳減的緣由。《別集》出書的同時，陳三立還請姻親張劼莊將己巳（1929）十月至庚午十月廬山所作各體詩百余首楷書抄寫，結集為《匡廬山居詩》，石印若干冊分贈親朋，此中所收詩及順序，與《別集》己巳十月至庚午十月部門完整雷同，均終結于《庚午十初一別廬山》。
平易近國二十五年11月，商務復將陳三立《初集》《續集》《別集》合註銷版，稱“國難后初版”（圖3），此“國難”即平易近國二十一年之“一·二八事情”，商務在此越日本轟炸中喪失沉重，故于事情后出書物中多標“國難”二字以示警醒。這一次再版啟動于平易近國二十五年，當時陳三立已移居北平，居間者還是李宣龔。商務預備采用底本縮印的方法重版，比勘來看，此“底本”指平易近國十一年刊《初集》《續集》和平易近國二十年刊《別集》。為使極能夠是有生之年最后一版的詩集成為善本，陳三立于平易近國丙子（1936）玄月二十八日合刊本行將印成之際致書李宣龔，懇求印成時先以樣本寄來“再行檢閱校對”，以防止“舊印本訛誤頗多”之弊[53]。商務批准了他的這一懇求，由李宣龔于十一月中旬將樣本五冊寄交。陳三立以為“底本縮印”這一方法“極為妥便”，并于十一月十九日直接將校悔改訛誤的自存本寄給李宣龔，以備對比瑜伽場地勘誤[54]。
盡管是“底本縮印”，國難后這一版《散原精舍詩》除了勘誤訛誤之外（詳后），還有很多變更。一是刪往原《初集》《續集》的鄭孝胥兩序，并以付梓字體代替鄭孝胥的落款。撤刪鄭序、鄭字并非出于陳三立之意愿，而是出書方行動[55]。鄭孝胥于平易近國二十一年3月出任新成立的偽滿洲國國務總理，淪為平易近族罪人，牢牢記住“國難”的商務天然不會保存鄭序、鄭字。二是《別集》部門較平易近國二十年刊本補充詩作14題，附于《別集》最后，順次為：《拔可寄示晚翠軒遺墨，展誦黯然，綴一盡回之》（1935）、《題弢庵師與詒書學政合影》（1935）、《挽弢庵師》（1935）、《蘉庵訪我匡廬山居，得不雅所攜桐城姚師長教師日誌》（1932）、《和蒼虬（齊心畬、叔明、立之、伯夔、君任作）》（1934）、《題匑庵〈墨謔庼畫隱圖〉》（1936）、《〈上方山圖〉，蘅屬題》（1934）、《蜜蜂畫社〈今世名家畫海〉》（1931）、《題王啟之〈霜荼閣圖〉》（1932）、《李苦李畫象》（1932）、《題陸丹林〈紅樹室圖〉》（1932）、《靖陶屬題〈昆明艷泛圖〉》（1933）、《蘅至匡山，攜示〈移居圖〉卷，為破戒綴一盡紀之》（1933）、《訒盦至廬山，過我松門別墅，手攜〈填詞圖〉屬題，為破戒綴句以紀人緣》（1933）。平易近國十九年臨時移居九江之后，陳三立基礎處于戒詩狀況，所何為少，多為應屬之作，亦不存稿。此14題除數首為陳三立“勉于紙堆中覓得”者外[56]，年夜多由商務編纂（或即李宣龔）編錄自《國聞周報》的《采風錄》專欄，此欄被吳宓譽為古代“中國舊體詩之最后逋逃藪”[57]，掌管者乃曹蘅。補充的14題詩作中，《蘉庵訪我匡廬山居，得不雅所攜桐城姚師長教師日誌》《和蒼虬（齊心畬、叔明、立之、伯夔、君任作）》兩篇未見于《國聞周報》，似為陳三立“勉于紙堆中覓得”者。補充詩作排序非常凌亂，未能紀年（各詩寫作年份見上錄詩題后），大要未經陳三立手訂；《蜜蜂畫社〈今世名家畫海〉》一詩系其二子隆恪代作[58]，亦予收錄，可為補充之詩未經陳三立手訂之一證。
“國難后初版”《散原精舍詩》合刊本五冊訂價三元二角，出書后，商務在《消息報》《至公報》《申報》《時報》上都登有市場行銷：“散原白叟之詩，如長江年夜河，包含萬象，今之昌黎、山谷也。茲將其匡廬山居諸詩，并成五冊，重槧出書，以饜國內知好之看。且白叟比歲善病，戒詩豐年矣。頃又覓得近作若干首，附印卷末，尤難堪得。世之講究詩學者，誠惱人手一編，作為津梁，以窺涯涘也。”[59]除了宣傳近作可貴外，曾經以昌黎、山谷來相比陳三立在舊詩壇的位置和成績，這應當反應了那時詩壇對陳三立的定位。
陳三立題姚惜抱師長教師文稿，《姚惜抱師長教師文稿》，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
總之，商務先后發行了四種《散原精舍詩》，貫串陳三立詩藝成熟和變更的后半生，是陳氏詩壇位置確立的元勳，可謂年夜詩人與出書機構結盟的典范。當然，《散原精舍詩》能進進商務，除了陳三立自己的詩歌成績和位置外，夏敬不雅、李宣龔、鄭孝胥等人的推助亦是主要緣由。三人都是陳三立的主要詩友、同光體代表詩人，并且都與商務有極為親密的關系，夏任撰述，鄭為董事，李為直接運營者。這般看來，《散原精舍詩》在商務出書，似乎冥冥中有“天命”在。
三、商務《散原精舍詩》諸本的文字差別
商務出書的四種《散原精舍詩》，裝幀情勢上的差別有關宏旨，可以臨時不往會商，至于文字方面的正誤，則不容疏忽。筆者對勘了四種版本的《散原精舍詩》，發明諸本間頗有文字差別，現分辨列表剖析如下。先看《初集》部門：
表1 《初集》宣統二年本、平易近國十一年本、平易近國二十五年本正誤表
對校之后，我們發明在陳三立詩歌的《初集》部門，即光緒二十七年至三十四年所作的654題詩作中，三種商務版本共有47處文字差別：此中宣統二年本對的28處，對的率為60%；平易近國十一年本對共享會議室的20處，對的率僅43%；而以平易近國十一年本為藍本縮印的平易近國二十五年“國難后初版”，因矯正了藍本的11處過錯，對的率進步到了66%。
再來看《續集》部門。
表2 《續集》平易近國十一年本、平易近國二十五年本正誤表
在《續集》部門，也即宣統元年至平易近國十年共13年所作的877題詩歌中，平易近國十一年本與平易近國二十五年原形較，共有31處異文，前者對的僅5處，對的率只要16%，后者對的29處，對的率高達94%。
最后的《別集》部門異文較少。
表3 《別集》平易近國二十年本、平易近國二十五年本正誤表
《別集》部門的290題詩作中，平易近國二十年本與二十五年原形較，僅檢出2處文字差別，平易近國二十五年本均確。
這般看來，商務《散原精舍詩》系列，平易近國二十五年“國難后初版”東西的品質最高，非論是《初集》《續集》仍是《別集》部門，文字訛誤起碼，這重要得力于“底本縮印”并停止校改，其刊本頁面上字里行間錯字挖改之跡非常清楚。而個人空間平易近國十一年本題目最多，除了表中所舉大批錯訛之處外，還有諸多細緻之表示，如《初集》部門卷上首頁“散原精舍詩卷上”下未標起訖時光，卷下首頁“散原精舍詩卷下”下則標有“起乙巳訖戊申”數字；又如《初集》宣統二年本在“廟社”“國度”“西巡”“朝廷”“先侍郎”“賜壽”“廷謀”等詞前，均空一格，以示崇拜，平易近國十一年本卷上第46頁前均無空格，但之后又空格如宣統本。
上述表格浮現的是四種詩集分歧版本互勘校訂的情形，現實上還存在諸本皆誤需求經由過程“理校”勘誤的情形，也即宣統本《初集》錯訛而平易近國十一年本、平易近國二十五年本仍之，或許平易近國十一年本《續集》、平易近國二十年本《別集》錯訛而平易近國二十五年本未予勘誤的情形。為周全展現商務《散原精舍詩》諸本的文字正訛面孔，筆者也據校勘所得，列表剖析如下。
表4 商務《散原精舍詩》諸本同誤表
由上表可知，平易近國二十五年本至多還存在如上48處文字錯訛。當然，這是諸本配合的過錯。不外，“無錯不成書”，在商務所刊《散原精舍詩》四種簿本中，平易近國二十五年本無疑是最好的簿本，可謂后出轉精，最值得憑信。
全體來看，上述四表浮現的商務《散原精舍詩》四個簿本的211處訛字，其訛誤類型實在很單一：約91%以上的訛字屬于形近而訛，如“暝”訛作“瞑”、“苕”訛作“茗”、“飲（飲）”訛作“余（餘）”、“唳”訛作“淚（淚）”，尤其是宣統二年本《初集》、平易近國二十年本《別集》和平易近國二十五年縮印本，簡直所有的是形近而訛。只要平易近國十一年《初集》《續集》合刊本，有十余處別樣的訛誤，如“少壯慕奇節”之“奇節”訛作“其節”、“九逝騷魂當月落”之“九逝”訛作“九逝世”，當是音近而誤；“一舸江湖各自還”之“江湖”訛作“江河”、“吟嘯接花晨”之“吟嘯”訛作“咆哮”，或是慣用而誤；而“天然病驥蹶塵埃”之“病驥”訛作“病哭”、“橋頭鴻雁字”之“橋頭”訛作“橋發”、“老懷真覺黃農沒”之“真覺”訛作“真處”、“柯條鵲鷇馴”之“鵲鷇”訛作“霰鷇”等，則有點匪夷所思。這些別樣的訛誤，再次證實平易近國十一年本付梓和校勘之細緻。
但是就是這個細緻的平易近國十一年本，從版本校勘的角度來說也不是毫無價值，它究竟改正了宣統二年本《初集》的十余處訛字，如“屺上”正作“圯上”、“頦唾”正作“咳唾”、“圮”、“插血”正作“歃血”、“幽研”正作“幽妍”、“向敏”正作“向歆”等。特殊有興趣思的是“龜魚依棹撥明月”一句，宣統二年本《初集》作“潑明月”，昔時初讀時，我甚至感到這個“潑”字用得別有興趣境——龜魚出現水花，潑向映在水中的天上明月，很有一種狡猾的童趣，亦可見詩人之童心，待見到平易近國十一年本的“撥明月”，才豁然貫通到“撥”字與“依棹”照應，領會到詩人煉字的匠心——字非孤行，妙在句中。
以上對陳三立《散原精舍詩》系列詩集的校勘，似乎可以闡明如許一個事理：統一作品集的分歧版本或有精粗之分，第一版不用科學，后出者往往轉精，但也能夠題目多多，不外即便題目最多的簿本，或許也有它獨到的價值。而僅僅經由過程比對文字之差別來確認用字之正誤，有掉之拘泥之嫌；在反復瀏覽體味之后，用理校法發明并勘誤訛誤，是一種更能考驗人、更高等的文本校勘之法。由此可見，版本是一個復雜的題目，不單不克不及簡略地以先后定尊卑，亦不克不及簡略地以精粗嚴往取；而文本校勘也不是細致對勘文本即可年夜功樂成之事，完善浮現有賴于我們對文本的持久沉潛。
版本看似一個運動的物性題目，實在否則。《散原精舍詩》的商務諸本，發行之后，用紙若何、印制如何、錯訛多寡等，均成定局，其復雜性重要表現于彼此的對比之中，而瑜伽場地其本源，則植于諸版天生的靜態流程里。好像上文所梳理的，陳三立詩集每一版的樣貌，取決于陳氏自己的心情（出書第一部詩集與出書選集自是分歧）、刪定人、校勘者、時光匆促與否、時期氣氛等。運動的版本牽系的實在是變更的人事，這是我們考核版本時必需要留心的。
注釋：
[1] 宣統二年本《散原精舍詩》牌記上明白標明“宣統二年事次庚戌孟春之月上海商務印書館代印”，顯然與擁有版權的“刊行”分歧，此集只是商務“代印”營業中的一種罷了。但究竟與商務有關，為了稱呼便利，筆者仍將其視作商務系列之一。
[2] 陳三立：《散原精舍詩》第5冊，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封三。
[3] 劉經富：《陳三立詩集、文集的版本及其佚詩、佚文》，《文史》2005年第2期。實在更早說起此點的是陳乃乾，他1951年2月14日日誌云，“‘散原詩’前后兩刊分歧，別為文記之”，并于18日“手寫散原刪余詩八葉”（虞坤林收拾：《陳乃乾日誌》，中華書局2018年版，第184頁），但其所“別為文”，《陳乃乾文集》（虞坤林收拾，國度藏書樓出書社2009年版）中未見。
[4] 《續修四庫全書》第1576冊（上海古籍出書社2002年版）僅收《初集》，宣統二年本；《清代詩文集匯編》第778冊（上海古籍出書社2009年版）所收《初集》為宣統二年本、《續集》為平易近國十五年本、《別集》為平易近國二十年本；《平易近國詩集叢刊》第43—44冊［（臺灣）文聽閣圖書無限公司2009年版］所收為平易近國二十五年“國難后初版”合刊本；《平易近國詩集選刊》第79—81冊（廣陵書社2017年版）所收《初集》為宣統二年本、《續集》為平易近國十一年本、《別集》為平易近國二十年本；《清末平易近初文獻叢刊》（朝華出書社2018年版）所收《初集》《續集》為平易近國十一年本，《別集》為平易近國二十年本。
[5] 陳三立：《與廖樹蘅書（十四）》，陳三立著，李開軍點校：《散原精舍詩文集》，上海古籍出書社2014年版，第1166頁。
[6] 拜見李開軍：《陳三立年譜長編》，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715—890頁；陳誼：《夏敬不雅年譜》，黃山書社2007年版，第24—48頁；肖鵬：《清道人年譜長編》，中華書局2022年版，第159—254頁。
[7][22] 鄭孝胥：《散原精舍詩序》，《散原精舍詩文集》，第1530頁，第1530頁。
[8][9][12][13][16][21][43][44][48] 勞祖德收拾：《鄭孝胥日誌》，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85頁，第464頁，第849頁，第940頁，第1193頁，第1204頁，第1840頁，第1864頁，第1923頁。
[10] 陳三立：《皇授光祿年夜夫頭品頂戴賞戴花翎原任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湖南巡撫先府君行狀》，清光緒刻本。
[11] 陳三立：《夜讀鄭蘇龕同年新刊海躲樓詩卷感題》，《散原精舍詩文集》，第53頁。
[14] 鄭孝胥：《哭顧五子朋》，鄭孝胥著，黃坤、楊曉波點校：《海躲樓詩集》，上海古籍出書社2014年版，第160頁。
[15] 沈瑜慶：《弢公聽水第二齋落成，同默園、又點作詩見憶。昨伯嚴書來，言陪赴白門宴集，蘇戡于陶齋坐間評其詩為“國朝第一”，若疑其謙讓異于常日者。余方有官謗，未敢置辭，還質弢公，當有品第》，沈瑜慶著，盧為峰點校：《濤園集》，福建國民出書社2010年版，第54頁。
[17][18][19][20][25][26][27][28][31][32][34][40] 陳三立：《與夏敬不雅書》，黃顯功、嚴峰主編：《夏敬不雅友朋書札》第3冊，復旦年夜學出書社2021年版，第59頁，第59頁，第54頁，第56頁，第53、58頁，第53—54頁，第56頁，第53頁，第58頁，第57頁，第56—57頁，第52頁。
[23] 石三友：《金陵別史》，江蘇國民出書社1985年版，第469頁。
[24][33] 拜見李開軍：《陳三立年譜長編》，第829—830頁，第809—812頁。
[29] 陳銳：《抱碧齋集·七言律》詩前題記，《抱碧齋集》，曾亞蘭點校：《白噴鼻亭詩集·抱碧齋集》，岳麓書社2012年版，第70頁。
[30] 此21首已支出《散原精舍詩文集》，第1199—1207頁。
[35][37] 《時報》1914年10月8日。
[36] 是年七月一日，鄭孝胥還在閱看陳三立詩稿，拜見《鄭孝胥日誌》，第1204頁。
[38] 拜見《時報》1910年9月1、4、10、17日。
[39] 拜見《申報》1910年11月21、23、26日。
[41] 拜見李開軍：《清末平易近初瀏覽和批駁中的散原詩歌》，李德強編：《清代詩學文獻收拾與研討》，上海年夜學出書社2016年版，第260—300頁。
[42][45] 陳三立：《致李宣龔（二）》，吳建偉：《陳三立致李宣龔、曹經沅函札簡釋》，《文獻》2018年第3期。
[46] 俞綱領：《題辭》，《散原精舍詩集（散原白叟手書詩稿）》卷首，（臺灣）中華書局1961年版。
[47] 此詩見《散原精舍詩文集》，第1222頁。
[49] 鄭孝胥：《散原詩集序》，《散原精舍詩文集》，第1531頁。
[50] 拜見《申報》1922年10月25日；《消息報》1922年10月27日。
[51] 莫棠《散原精舍詩舞蹈教室續集識語》：“壬戌玄月二十一日在秣陵，適散原七十初度，相與稱祝，越五日，散原過逆旅，贈此本。”梁啟超《散原精舍詩手記》：“玄月晦，同人集迷信社為伯嚴壽，而滬上適以此書至。”（《陳三立年譜長編》，第1268頁）
[52] 《申報》1922年11月12日。
[53][56] 陳三立：《致李宣龔（六）》，《陳三立致李宣龔、曹經沅函札簡釋》。
[54] 陳三立：《致李宣龔（五）》，《陳三立致李宣龔、曹經沅函札簡釋》。
[55] 吳宓《讀散原精舍詩筆記》轉錄陳寅恪言：“鄭孝胥序，乃商務印書館恐犯時忌所刪往。”（吳學昭收拾：《吳宓詩話》，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284頁）
[57] 吳宓：《空軒詩話》，《吳宓詩話》，第254頁。
[58] 陳小從：《同照閣詩本領鱗爪》，陳隆恪著，張求會收拾：《同照閣詩集》，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424頁。
[59] 拜見《消息報》《至公報》1937年2月19日；《申報》《時報》1937年2月20日。
[本文為國度社會迷信基金普通項目“陳三立詩藝發微”（批準號：22B ZW124）結果。]